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圖片源自張春國著《日藏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四種之發現》，《江海學刊(南京)》2014年第6期）

藍端祿著《貴州省立圖書館概況》。（圖片來自《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9年第1期）

威清門外西北處張氏祠堂，1938年貴陽市街圖局部。（資料圖片）

1942年地母洞藏書庫留影，左一為毛春翔。（圖片來源于龔玉和著《毛春翔與文瀾閣書西遷》，《文化交流》2015年第6期）

       趙青 鐘慶

       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貴州著名歷史學者、《貴州通志》編纂者李獨清帶著兩名助手，到貴陽地母洞抄寫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貴州史料。因為有這些從閣書中抄出的史料支持，民國《貴州通志》成為有史以來至民國時期資料最豐富的《貴州通志》。

       國立貴州大學首任校長、安順人張廷休不斷向教育部請求抄寫文瀾閣《四庫全書》全本，教育部酌情同意抄寫其中西南文獻，貴州大學隨即組織抄寫。到1944年閣書搬離貴州，貴州學者朝夕竭力，在地母洞抄出大量貴州文獻。但因戰亂，所有抄寫材料皆已散失。

       國寶《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主持，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耗時13年編成的一套大型百科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全書匯聚自古至乾隆時期的圖書，是當時全國知識總匯，是迄今我國規模最大的文獻集成，共收錄3462種圖書，79338卷，36000余冊，約8億字。

       為保護好國寶《四庫全書》，先后抄寫七套，仿寧波天一閣，修建七座藏書樓，分藏七套《四庫全書》。北四閣（又稱內廷四閣）是北京紫禁城文淵閣、北京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南三閣（又稱江南三閣）是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天寧寺文匯閣、杭州圣因寺文瀾閣。江南人文昌盛，乾隆皇帝特準南三閣開放可供士子們閱覽。

       經歷多次戰火，已有三閣藏書被毀。咸豐三年（1853）文宗閣毀于太平天國戰火，2011年復建開放；咸豐四年（1854），太平軍攻陷揚州，文匯閣被毀，2023年復建開放；咸豐十年（1860），文源閣在圓明園大火中被毀。三閣之《四庫全書》在大火中幾乎都已損毀，但也有少量流落民間，引無數學者竭力搜尋，曾國藩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一位。曾國藩是著名藏書家，他委托金蘭好友、貴州著名學者莫友芝在江南尋訪文宗、文匯兩閣《四庫全書》遭戰火后散佚情況，所得甚微，但成就莫友芝為一代版本目錄學大家。

       自同治四年（1865）起，受曾國藩委托，莫友芝十下揚州，尋訪戰后《四庫全書》散佚情況，搜尋古籍善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下揚州：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下揚州：同治四年（1865）九月；三下揚州：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1月）；四下揚州：同治五年（1866）九月；五下揚州：同治六年（1867）二月；六下揚州：同治八年（1869）六月；七下揚州：同治九年（1870）五月；八下揚州：同治九年（1870）九月；九下揚州：同治十年（1871）三月；十下揚州：同治十年（1871）八月。同治十年九月十四日（1871年10月27日），莫友芝外出訪書，乘船至興化時，突“染疾不起……卒于舟中”。莫友芝名著《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及其他版本目錄學著作中對所收錄古籍善本多標注是否為《四庫全書》收藏，以此作為“古籍善本圖書之學術文獻價值”的重要參考。莫友芝與《四庫全書》的緣分是文瀾閣《四庫全書》秘藏貴州前，貴州與《四庫全書》間最為深厚的關系。

       幸存的四閣《四庫全書》，也是命運多舛。文淵閣《四庫全書》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文溯閣《四庫全書》現藏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瀾閣《四庫全書》現藏浙江省圖書館。這其中又以文瀾閣《四庫全書》所經磨難最多。

       多次重抄補齊文瀾閣《四庫全書》

       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傳奇從文瀾閣修建時就已開始。據顧志興《文瀾閣〈四庫全書〉史》記載，文瀾閣初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浙商捐建，入藏《四庫全書》和康熙年間編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咸豐十一年（1861），杭州被太平軍占領，文瀾閣被毀，閣書散失。所幸經杭州藏書樓八千卷樓主人丁申、丁丙兄弟竭力搶救，歷經10余年尋訪，找回近萬冊。重建文瀾閣，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成為浙江學人的自覺使命。

       光緒六年（1880），浙江巡撫譚鐘麟與丁丙共商重建文瀾閣，不足一年即建成。光緒八年（1882），由丁丙主持重抄閣書，原計劃四五年完成，實際歷時七年，到光緒十四年（1888）才大體完成，尚有小部分未抄錄。

       清末新政改革，宣統三年（1911）建成浙江省圖書館（以下簡稱浙圖）。隨即中華民國成立，閣書入藏浙圖。首任館長錢恂主持補抄，自民國四年（1915）至民國十二年（1923），歷時8年。本次補抄開始于1915乙卯年，故稱“乙卯補抄”。

       民國十一年（1922），張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廳長，財政經費困難，他發起向浙江人籌款抄補閣書，抄寫人赴京，參照文津閣《四庫全書》進行補抄。本次補抄始于1923癸亥年，故稱“癸亥補抄”。

       民國十五年（1926），歷經數十年努力，文瀾閣《四庫全書》終于全部補齊。誰能想到，僅僅11年后，閣書再遭劫難，踏上漫漫西遷路。

       抗戰西遷向黔行進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凝聚浙江學者數代人心血的《四庫全書》又面臨被摧毀的危險。

       據龔玉和《毛春翔與文瀾閣書西遷》一文記載：7月中旬，奉教育部之令，浙圖館長陳訓慈組織將館藏閣書、《古今圖書集成》及其他珍貴善本西遷，共計閣書140箱，善本書88箱。8月4日，閣書及善本由錢塘江南星橋碼頭啟程，溯流西上，開始了流離顛沛的西遷歲月。

       西遷途中，時遇敵機轟炸，從富陽到建德，再到龍泉，半年時間，遷轉三處。一同西遷的還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曾安排協助送書籍到建德。

       隨著戰事吃緊，1938年初，竺可楨電告教育部長陳立夫，強調“文瀾閣《四庫全書》碩果僅存”，建議運往內地。教育部采納建議，致電浙江，提出“茲為保全國家文獻起見，望貴省府設法運黔”，但浙江省政府以無經費為由，消極應對。竺可楨深為國寶擔憂，遂籌集2000元墊付到貴陽經費，派遣浙大教授李絜非作為教育部代表到龍泉，協助浙圖將典籍轉運貴陽，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義的旅途。浙圖和浙大都開始向貴州行進。

       閣書入黔有驚無險

       1938年3月27日，包括閣書在內的浙圖典籍由龍泉起運，護送人員為浙大教授李絜非、浙圖保管員毛春翔、虞佩嵐，其中以毛春翔保護閣書時間最長。

       毛春翔（1898-1973），浙江江山人，浙江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主編《江山日報》。1932年就職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起一直在浙江圖書館工作，從事古籍編目與考證。抗戰期間，護送國寶文瀾閣《四庫全書》到貴陽、重慶等地，是護送、管理國寶的功臣。著有《古書版本常談》《論語類編通義》等。

       據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記載，閣書經福建蒲城，乘汽車至浙江江山。江山峽口一帶地勢險峻，一輛運輸車不慎側翻，11箱書翻落池中濕水。只好另雇車輛星夜運往江山縣城城隍廟天井曬書，但因浸水時間過久，晾曬兩日，仍有水漬。

       因時間緊迫，不宜久留。尚未足夠晾曬的書籍又裝箱啟程。閣書經江西，到湖南，由長沙經湘西到達貴陽。

       到貴陽后，打濕的11箱3000余冊書，又經每冊每頁細心揭開，一頁一頁翻開晾曬，歷時好幾個月才完成此項工作。所幸最終濕水書籍基本恢復原貌。

       三方協力共護國寶

       文瀾閣《四庫全書》是國寶，由教育部直管，相關事宜均需教育部批準。在貴陽時由浙江省教育廳、貴州省教育廳和浙江大學共同管理。

       當教育部決定閣書交由貴州省立圖書館（以下簡稱貴圖）代管時，貴圖成立還不到1年。1936年2月，貴州省政府決定創辦貴州省立圖書館，由前政府委員、貴州首任教育廳長、麻江人周恭壽兼任館長。還未著手開始創辦，周恭壽因事辭去館長職務。隨即由孫培樹開始籌辦，因為館址難以確定下來，籌備工作推進困難。到1936年12月，館址終于確定在棉花街舊糧道署（今科學路）。1937年2月，孫培樹離職，又派貴陽一中校長藍端祿出任館長，籌備工作進展迅速。1937年5月5日，貴圖正式開館，藍端祿是開館后首任館長。

       據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一文所載，閣書在貴陽期間的保管員由浙圖派遣。到貴陽后的第一任保管員是夏定域。1940年秋，夏定域受聘為浙大教授，柳逸廠接任。1941年秋，柳逸廠因病辭職，毛春翔接任。

       據趙曉強、鐘海珍《貴陽地母洞與〈四庫全書〉》一文所載，貴圖不僅提供場地，而且一直承擔在貴陽期間的管理工作，前后兩任館長藍端祿、韓鐘琦，職員杜光炎、楊漁卿、姚夢錫都相繼參與庫書清理和曝曬工作。

       根據教育部安排，浙江大學負責督察。校長竺可楨一直關心閣書，多次視察，又派遣浙大教授楊煥鑣、祝文白、方豪等參與閣書曝曬工作。多方共努力，使閣書在貴州的六年半時間里安然無恙，書籍品質未受損害。

        在貴州省立圖書館的一百五十一天

       1938年4月30日，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圖總務主任史美諴護送閣書終于到達貴圖。貴州非常重視國寶的到來，相關事宜均需上報省教育廳。

       據貴圖館長藍端祿長提交教育廳的報告，閣書抵達后，貴圖當即布置館內儲藏地。李絜非在貴陽三日后即乘原車返漢，向教育部報告運書情形。史美諴在貴圖職員協助下，開箱清點整理，每箱照目錄清點整理之后，親自加封釘好，于5月20日清理完竣。隨即史美諴返回浙江，浙圖派遣夏定域擔任閣書在貴陽的第一任保管員。

       6月1日，貴圖館長藍端祿呈報圖書清點情況：包括文瀾閣《四庫全書》正本、前文瀾閣誤抄書、文瀾閣遺存書、前文瀾閣續藏書、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總計3467部42536冊。據藍館長1939年初發表的《貴州省立圖書館概況》一文介紹，此時貴圖自己的藏書有教育廳移交的圖書2.5萬余冊，自購圖書5000余冊，整個貴圖藏書達到7萬余冊，館舍不敷使用。

       由于當時貴圖的館舍面積狹小，藏書條件有限，又因地處市中心，有空襲的隱患，貴州省教育廳墊資2400元（經費應由教育部出）在西郊購買了威清門外有大小房屋數十間的張家祠堂，用作貴圖藏書庫。至此，藏本在貴圖保存了151天。

       在張家祠堂的一百九十二天

       1938年9月28日，140箱閣書與貴圖的數萬冊館藏古籍一同裝運轉藏張家祠堂書庫，在此保存了192天。派駐貴州的浙圖保管員夏定域駐進張家祠堂，并著手重新清點閣書。但張家祠堂離城不遠，僅2里，且近公路，空襲隱患仍未解除。

       1939年2月4日，貴陽遭遇了自抗戰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轟炸，史稱“二四轟炸”。此次轟炸主要在貴陽市中心區，大十字一帶的文化機關如中央通訊社辦事處、中央日報社營業部、貴州晨報、革命日報、省立民眾教育館及商務、中華、世界、北新各大書局；金融機關如中央銀行、上海銀行、金城銀行、中央儲蓄會等經焚毀……災情之慘重，實屬空前。

       《貴陽通史》載明，抗戰期間共炸毀或燒毀街巷42條、房屋1326棟，死亡597人，傷1342人。另據貴州省政府秘書處編寫的《戰時敵機空襲投彈表》記載：在抗戰時期，貴陽共遭受空襲10次，傷亡共1939人。

       大空襲后，出于安全考慮，貴圖提出，將張家祠堂所存閣書移存貴陽北郊距城八里的地母洞內。

       地母洞里藏國寶廣受關注

       地母洞位于貴陽市北郊（現鹿沖關國家森林公園內），是喀斯特天然溶洞，入洞口形狀近正三角形，高約四五丈，深約七八丈，頂部布滿鐘乳石。

       貴圖館長藍端祿接到閣書搬遷地母洞任務后，于1939年3月秘密派人到地母洞勘察，在洞內修建二丈五尺，寬約三丈的防潮木臺，離地約二尺，搭建防止巖溶滴水的洞頂斜棚和護衛人員住屋，并從貴陽警察總局派駐2名警衛長期駐守洞口。

       1939年4月8日，閣書運達地母洞。保管員夏定域住張家祠堂，時常到地母洞巡查。

       地母洞原本地處偏僻，無人知曉。但自從文瀾閣《四庫全書》藏于此，便引起天下的關注。因為深居山洞，環境潮濕，不利于藏書，閣書是否受潮成為各界關注的重點。

       據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一文所載，1943年春，蔣介石電諭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以“地母洞潮濕，藏書恐霉爛，應另覓安全處所遷藏”。吳鼎昌立即轉令教育廳察看，廳長歐元懷親自開啟數箱檢查，因為一直執行嚴格的曝書制度，并沒有發現霉壞之書，因此貴州省政府據實回復蔣介石，不用搬遷。

       竺可楨的文瀾情懷

       文瀾閣《四庫全書》能從浙江運到貴州來，竺可楨功不可沒。竺可楨是氣象學家、教育學家，他具有極高的人文素養，深知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國家意義與價值。正是他竭力向教育部申請，得到教育部支持，在浙江省政府無經費支持的情況下，墊資運費，派遣教師隨行，使閣書西遷得以成行。

       到貴陽后，竺可楨仍一如既往關心閣書情況。據《竺可楨日記》記敘，1939年2月26日，赴重慶參加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的竺可楨，專程到貴陽張家祠堂察看，了解搬遷地母洞情況。6月23日，與教育廳楊克天、貴圖館長藍端祿、管理員夏定域同往地母洞查看《四庫全書》貯藏情況。經過考察，竺可楨認為地母洞潮濕，書籍已受潮，應加以改進，屋頂改為瓦片，書籍要曝曬，需增加預算。

       很快，貴圖即向省教育廳上報竺可楨校長考察地母洞一事。據趙曉強《抗戰期間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遷黔史料輯錄（補）》一文記錄，藍端祿館長報告了竺可楨考察時所提三點：地母洞建筑問題、《四庫全書》儲藏洞內經常維持費問題和夏秋季開箱曬書問題，并提出經費預算辦法。與此同時，竺可楨將此事報告教育部，得到教育部支持，曬書工作得以持續進行。

       浙大學者來曬書

       在竺可楨的督促下，地母洞逐漸形成固定曬書制度。曝書開始前，函請浙大派教授一人蒞臨指導，成為定例。曝書完成后，購多量石灰，撒播洞中吸收潮氣。

       1939年9月11日，首次曝曬工作開始，浙江大學教授、著名文史學者王煥鑣、看管閣書的管理員夏定域及貴圖的工作人員楊漁卿開箱清點曝曬。

       1940年9月，竺可楨指派在浙江大學青巖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祝文白參加曝曬閣書。據祝文白《兩次查看內運文瀾閣〈四庫全書〉記》一文所敘，每日僅能開兩箱，加上陰雨天氣耽擱，全部曬完要4個月。

       1942年，因貴州省陰雨天氣常影響曬書，竺可楨向省教育廳建議，希望能夠調整地母洞每年曬書的時間、次數。

       1943年起，地母洞的庫書曝曬改為春、秋各一次。

       1941—1944年，浙江大學派去協助曬書的先后有歷史學教授方豪、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和中國文學教授戴明揚等。據毛春翔回憶，竺可楨多次來地母洞巡視，中間談到譚其驤幾次要求參與曝書，竺可楨未予同意。可見能參與曝書，是浙大學者所期盼，并不以為苦。

       貴州學者抄出貴州史料

       文瀾閣《四庫全書》入藏貴陽時，由任可澄組織纂修的民國《貴州通志》已編纂近20年時間，《四庫全書》中的貴州史料是學者們夢寐以求的寶藏。

       據《貴州通志》編纂者、貴州著名歷史學者李獨清《續修〈貴州通志〉和征集文獻經過》一文回憶，當時多所大學西遷內地，教育部有意邀請各大學派人到地母洞校勘閣書。貴州省文獻征輯館（因編纂《貴州通志》設立）認為機會難得，經呈報省政府轉教育部，批準抄錄有關貴州史料。文獻館委托李獨清到地母洞翻閱閣書，將其中涉及黔省的資料抄出。

       自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李獨清帶著兩名助手，經過1年3個月的艱辛努力，抄出大量有關貴州文獻，整理編排為8冊，定名為《貴州史料第一集》。在編寫《貴州通志》時，這些史料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任可澄負責主編《前事志》，閣書中的奏稿有大量關于“征香爐山的詳細奏報，達十余篇，任可澄因得改正某些材料不實的記載”。因為有這套從閣書中抄出的史料支持，民國《貴州通志》成為有史以來至民國時期資料最豐富的《貴州通志》。但令人遺憾的是，因經費困難，《貴州史料第一集》尚未付印，就發生了黔南事變，這些材料全部散失。

       貴州大學傳抄西南文獻

       1942年，貴州安順人、歷史學家張廷休出任國立貴州大學首任校長。上任伊始，他便向教育部提出抄寫《四庫全書》。據貴州大學檔案記載，1942年9月3日張廷休遞交給教育部的函件指出：“本校辦立伊始，圖書設備亟待充實，茲擬就浙館文瀾閣《四庫全書》整部在黔之便，抽借傳抄”，但這一提議因為耗資巨大，很快被教育部駁回。

       張廷休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繼續努力爭取。據羅應梅《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西遷研究》一文所敘，張廷休多次與國民政府軍委會、教育部、浙江省立圖書館等進行溝通和協商抄書事宜，最后教育部提出了折中建議，抄全書“極為不易，且有散失之虞”，可以抄寫“書中有關西南文獻為外間未經刊印之孤本”，為防止閣書散失，抄寫工作不能離開藏書場所。

       貴州大學最后確定抄書工作由貴州大學教授、國學大師柳貽徵具體辦理，組織教職工前往地母洞傳抄《四庫全書》中的西南文獻。可惜的是，后來所抄史料皆毀于戰火。

       四方爭國寶還是回家鄉

       閣書遷到貴陽后，就有人開始謀劃將來戰爭結束后閣書的歸屬問題。據癸卯補抄的主持人張宗祥《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一文回憶：閣書在貴陽的時候，就有“有力之人想留這一部書在貴陽”，理由是貴州地處偏僻，讀書困難，江浙一帶文化水平高，交通便利，北京還有兩部《四庫全書》，所以應留文瀾閣《四庫全書》在貴州。后來因為戰事緊張，閣書遷至重慶，此事不了了之。

       在重慶，浙江在渝人士，發起組成了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浙圖館長陳訓慈、浙江省教育廳前廳長張宗祥、浙大校長竺可楨和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都是委員。據陳訓慈回憶，當時蔣復璁與教育部以及四川省人士（當時重慶屬四川）“曾有議請庫書留川者，都未公開提出過”。

       抗戰勝利后，蔣復璁又找到張宗祥，希望閣書能放到南京，理由是南京是國都，需要這么一套書。《四庫全書》在江南只剩下文瀾閣這一部書，“放在南京更起作用”。張宗祥回復道，這部書當年補抄的時候“未用公家一紙一筆”，是浙江人自己募集資金抄補的，所以最好問問浙江父老的意見。此事又不了了之。

       國寶文瀾閣《四庫全書》被各方覬覦，但歷經數十年動蕩歲月，一代代國人精心呵護，最終還是回到家鄉。1946年5月，毛春翔護送閣書，歷時兩個月回到杭州，一直留存于此。

       1944年12月，文瀾閣《四庫全書》離開貴陽，2015年，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貴州省獲贈全套。閣書在70年后，以另一種方式回到貴州，了卻了當年貴州學者殷殷期盼抄寫《四庫全書》的夙愿。

       《四庫全書》成書后，世人多有褒貶，最為人詬病者是借征書之名，依照皇家意志，“寓禁于征”，毀滅書籍，任意篡改原著。而文瀾閣《四庫全書》因其傳奇經歷，最終價值超過其他《四庫全書》。據浙江大學教授祝文白研究，與其他《四庫全書》相比，文瀾閣《四庫全書》是在僅存四分之一的基礎上，補抄完成的。補抄自清末到民國，“時異勢殊，無復禁例，”抄寫中能保存原著原貌，“雖由雜湊而成，了然其內容價值之高，實有駕文淵而凌文津之勢矣。”

來源 貴州日報

編輯 雷剛

二審 張杰

三審 楊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