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會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覺得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時，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話就淚流滿面;有時，也發現自己咬著牙走了很長的路。”(莫泊桑，《一生》)。《阿包》就是一個平民百姓寫“自己咬著牙走了很長的路”的非虛構文本。

　　《阿包》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12月出版發行，是苗族婦女李玉春的個人口述史。她出生在貴州省雷山縣一個叫固魯村的苗寨，苗名叫“包里給”，家鄉人都叫她“阿包”。

　　“活下去”，是《阿包》的主題，也是阿包在布滿荊棘的人生道路上“咬牙”前行的信念。《阿包》記錄了作者所經歷的一切：出生在貧困的山區，童年失恃，學齡期失學;從小做家務、干農活，十幾歲便到省城做保姆;二十出頭嫁給大自己18歲的離異礦工，并生育兩個女兒;承攬了丈夫所在礦區的全部公廁的清潔工作;在勞務市場輕信他人被拐賣到遙遠的北方;在醫院做保潔，做護工，同時兼顧給人做家政、帶小孩;照料身患絕癥的丈夫直至他的離世，資助重病的哥哥及其逝后的家庭，照顧年邁的父親，被電信詐騙等等，她的大半生，就是在社會底層掙扎著。她沒有埋天怨地，只是默默地用淚水與汗水擦亮命運給予她的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或許因為太苦了，以至她謙卑地說：“像我們這樣卑微的生命，本來就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毫無疑問，個人口述史最為核心的要求就是真實。阿包幾乎不識字，《阿包》是她通過手機的語音轉換文字功能寫出來的。談及這本書的寫作初衷，阿包是這樣說的：“我想寫給我的女兒們看，告訴她們我這一生都經歷了什么。但其實我寫出來了也有點難為情，因為我的經歷其實不光彩，我覺得有點丟臉，我怕認識的人看了，覺得我特別笨，特別蠢，也怕讓我的兩個女兒尷尬。和女兒們說了后，她們很支持我寫書，說并不會因為這樣的事情感到難為情的，相反，她們為擁有我這樣頑強的媽媽而驕傲”。《阿包》是作者嘗遍了人世間的辛酸與苦痛后的真情傾訴——因為太苦了，她需要講述——“講出來，心里好受些”。可以說，《阿包》是沒有經過“美顏”的“素顏”呈現，為這個時代留下了真實而珍貴的“底片”，也為今后研究當代史提供了一個“素人”范本和佐證，其社會學意義和文學意義都是非常巨大的。

　　《阿包》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創作”——講究虛實結合，營造高潮，表達思想。它是作者對自己過往經歷的全景式“寫實”，沒有夸大其間的艱辛和苦難，亦沒有一絲的煽情，反而由于一些經歷過于“殘酷”，作者掩蓋了一些細節，如被拐賣到北方的半年，對于在那戶“買主”家的生活細節她避而不談。或許對于阿包而言，被拐賣后所遭受的非人折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和常人無法想象的“災難”吧!

　　愛這個世界，相信改變的可能。是《阿包》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由于做起活路來不怕臟、不怕累，她贏得了一家醫院的信任和尊重，在醫院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清潔工，得以維持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她盡心盡力給富人做保姆，在富人的慫恿下在省城買下60平方米的房子，實現了在城市里有個“窩”的夢想——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含辛茹苦養大的兩個女兒，大學畢業后也都各自擁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更不可想象的是，由于她的純樸、善良，讓在她悉心照料下身體康復后的侗族著名作家潘年英教授決定迎娶阿包，至此，阿包過上屬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可謂峰回路轉，苦盡甘來。

　　所謂的“命運”，他不是先天的，決定論的，而是與時代互動的結果。阿包的前半生充滿了悲涼和傳奇。閱讀《阿包》，我們可以看到殘忍的惡，看到溫暖的愛，看到一個普通人的辛勞、痛苦和隱忍，看到散發在她生命里的微光——不屈不撓的堅韌。這樣看來，《南方周末》、《新周刊》、《騰訊新聞》等媒體關于阿包及《阿包》的深度報道引發幾千萬人的閱讀也就不足為奇了。

　　毋庸置疑，《阿包》是一部可以流傳下去的口述史，是個人的，是時代的，亦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段真實記錄。我相信，每個閱讀《阿包》的讀者，除了感動與感嘆之外，定能延伸出更多的思考……